在近两年的海德格尔阅读中，我时常震颤于智者的深邃与洞见，在最初《本是与时间》的阅读中，海德格尔通过作为“闲言”、“好奇”和“两可”之化身的“常人”鲜明地将自我与他人“共在”之“沉沦态”标画出来，这一洞见无疑激荡着作为“此是”的我们。《本是与时间》的进阶在于以“此是”这一优先是者的是态分析摆明“是之为是”，或者说，此时的海德格尔尚希望从“此是之是”跳跃至“纯是之是”，他对“常人”这一洞见的期望可不仅仅是为社会学或人类学作出一个附带的贡献。——正如正如后期海德格尔诗学的本意并非要为德国艺术理论添砖加瓦。然而，在《形而上学导论》中，这条进阶被海德格尔弃之不用，“因为这个是者有什么稀奇！”（参见熊伟、王庆节译《形而上学导论》，第6页。）如此，海德格尔在《通往语言的途中》走向了诡谲的思—诗学之路，甚至要到悠远的东方寻找运思的来源（老庄抑或铃木大拙）。本来，“是”的事情在中国思想中向来被存而不论，甚至，由于古代汉语对系词“是”的略用以及中国形式逻辑的弱势传统（从“象﹝相﹞”到“是﹝有，在﹞”就历经形式逻辑的推衍，从作为“美型”的“象﹝相﹞”走向纯粹形式的“是”是一条思维的形式化之路），“是”在中国传统思想中是否能够作为一个真正的问题存在尚有合法性的危机。中国思想对“是”存而不论甚至根本不将“是”作为问题看待的情况或许可以说明：作为在时间内是者的人不可对超越的“是”有参天之洞见。我们的思想断绝了去思“纯是”的可能，而把视域锁定在“此是之是”中，对人生道路和生命的体悟贯穿着中国思想的前世今生。在中国人看来，似乎海德格尔对“人生在世”的分析还是稍显笨拙，海德格尔作为希腊逻各斯的子嗣尚不能把握东方禅语的通透和灵性。如此，海德格尔的运思是否就如中国思想一样，在非科学的谒语中止步不前？（当然，对于“非科学”，西方思想未必不是黑格尔意义下的“反反之合”，西方思想自从希腊哲学就走上了一条“自然哲学”的“科学化”的道路，如今的“非科学”倾向未必不是一种立于更高层次的反思，甚至，在祁克果《非科学的最后附言》的标题中，“非科学”的自我宣称展示了对黑格尔《哲学大全》之“作为科学的哲学”的冷静嘲讽。）自叔本华以一铜佛装饰其案，尼采乔装拜火教主查拉图斯特拉，海德格尔对东方思想更颇有倾心，在德里达访华之时，对中国“无哲学”的断言实是期待中国思想走出一条不同于希腊人的道路的期许。因为在西方人看来，哲学就是形而上学，就是对“是”的孜孜不倦的追问：为何是者是而无反倒不是？

然而，对这个问题，这个所谓的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我们又能回答什么？海德格尔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的哲学史的是论皆为“无根”的是论，这些是论忘记了“是”的问题，而只在“是者”中浑浑噩噩。（参见陈嘉映、王庆节译，《本是与时间》修订译本，第3页。）——是与是者之别，乃是海德格尔运思的中心问题。不错，我们说到了“是”，而非沉沦于“是者”。“是”本已经是最高的范畴，我们对“是”还能如何说道？“在西方思想之初，‘是’就被思看，但是，‘有’本身并未被思。‘有’为了它所给出的赠礼而恬然不居所成。”（参见《时间与是》，载于《面向思的事情》，第10页。）如此，在“是（Sein）”之后，海德格尔继续搞出一个“存有（Seyn）”，这还不算完，海德格尔通过对“是”打叉的方式提出了作为“四重整体”的“Sein”（叉号，也即“×”并非只是一种引人注目的花招，亦非一种否定性的涂抹，而是标明处于“×”中间位置的Sein。“×”是何？“四重整体”之简图也；Sein位于何处？“四重整体”之节点处。正是Sein连结了“天地人神”的“四重整体”。），然后，海德格尔给出了“给出（das Es gibt）”，最后，海德格尔又提出了Ereignis（“成己﹝邓晓芒﹞”或“本有﹝孙周兴﹞”或“自身的缘发生﹝张祥龙﹞”），似乎，按照这个路数下去，海德格尔可以继续搞出比如Ur-Ereignis之类的东西，或许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元—有”，等等。似乎，海德格尔在此进入一个无穷递推的滑稽戏中，生命不息，“元—有”不止。对于这种情况，我所体味的与其是一种思的严肃与深邃，毋宁是一种语词狂欢的喜剧感。

 

阅读的最终的可能意味着理解与解释的难题，在理解的无限延异的宿命之中，我们只能有一些权宜之辞，如果我们希望有一条前行的道路，一条通达意义的道路——此中的意义自然未必是林中路前行者的本意，那么我们就权且如此认为吧。

 

 

西元2009年9月17日·南通

 

 

对Ereignis之事，本人近来有所体悟：将Ereignis之事视为一个喜剧本身又构成了另一个喜剧，何为Ereignis ？“成己”，——让X成为X，让物成其本质（是其所是）[1]，反对一切异化，澄明于四重整体之中——自由！

 

 

补记于2009年12月23日·南通

 

 

再补记：此旧文有把海德格尔当成白痴的倾向，但很明显他不是。对西语“being（Sein）”或“to be”的翻译，因为汉语中没有一个词可以单独表示being的意思，所以在不同的语境下，翻译成“是”“有”或“在”，清华大学哲学系王路教授欲“一是到底”，即在所有情况下都翻译为“是”，我这两年也倾向这个态度，但前几天看同在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黄裕生教授一篇反“一是到底”的奇文《关于Sein问题的一个梦——与王路教授的对话》，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在此贴过来分享。我的读后感就是：黄在此用“北大”和“清华”之间的关系隐喻“是”与“在”的亲缘和区别，“黄之梦”故意让“北大”和“清华”因“一街之隔”而混为一谈，而让“是”“有”“在”三种译法都“一是到底”等等。另外，黄文中更让我深思的是：在“S是P”要能成立，首先得“有”“S”和“有”“P”（注意其中的“有”），若根本就没“有”“S”也没有“P”“存在”，就根本就谈不上“S是P”），而“有S”和“有P”之“有”是先于“S是P”的“是”的（“有”和“是”都是being，英语无区别，但汉语有区别），我才理解了海德格尔所说的“es gibt”，是为“给出”或“有”，这让我觉察到之前对海德格尔“es gibt”的理解应该是有问题的。

 

 

2011.9.18于之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