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学奠基者熊伟先生，游学弗莱堡时曾面聆海德格尔授课，抗战时期归国，历任中央大学教授，同济大学文学院长，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因种种原因，“述而不作”，专事育人，中国大陆所有著名海德格尔研究者均与之有师承关系，在《自由的真谛——熊伟文选》附录中，有王炜、陈嘉映、王庆节、刘鑫、刘英、白波（孙周兴）、陈小文等人的纪念文章，由此可见一斑。如陈康先生在中国希腊哲学研究的开拓性地位，熊伟先生在中国海德格尔研究领域的奠基地位同样不容置疑。

此书出版于1997年，一印5000册，市面早已售罄，遂网购一九成品相私藏本。购买此书直接原因是为一旧文打引注，虽然有电子版可看，但纸本当然更有“存在感”。全书目录大致将所有文章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无关海德格尔的哲学论文；第二部分是海学文章；第三部分是“建国后”德法哲学相关文稿；第四部分是散文随笔类；最后就是附录，分“熊伟自传”和“学生纪念文章”。

全书第一部分中有熊伟早年留德所成《说，可说；不可说，不说》一文，四年前在“中国现象学网”初读此文，顿感文字新奇，不同凡响，重读此文，此感受至今犹在。另有一篇《先验与超验》值得关注，此文探讨康德哲学关键字a prior与transzendental的义理和译名的论文，此文发表于1933年7月20日《天津大公报》（当时报纸竟然刊发如此正经八百的学术文章！）；而《世界哲学》2011年第1期有文炳、陈嘉映《日译名“超越论的”与“超越的”源流考》，近来阅读孙周兴《后哲学的哲学问题》一书，其中有作者于2003年发表的《超越·先验·超越》一文，而如上两文所谈者也无非是熊伟在近80年前便谈到的老问题，有理由相信此一译名—义理之探讨关涉对康德的理解，犹如陈康早年译Ontologie为“是论”甚至直接音译为“翁陀罗己”[1]之真意，也是差不多隔了同样长的时间，方为人所知。

全书第二部分均为海学文章，其中《道家与海德格尔》一文不能不让人想到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一书；另有《海德格尔与马克思主义》一文，是为“作者在现代外国哲学研究会1986年贵阳年会的发言”，处于当时历史环境，评介“资产阶级哲学家”必得“欲扬先抑”，文章结尾有“海德格尔不是资产阶级分子是什么？他说烦，说畏，说死，这不是垂死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不过海德格尔不是在小窟窿中而是在世界中，所以他还说了马克思主义。从他说马克思主义的这些话看来，他没有和马克思主义势不两立”[2]，“大无畏视死如归地走向前去，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共产主义所需要的嘛”[3]，此文集中了海德格尔在其不同文本中直接谈论马克思主义的6段话，立论有理有据，虽然不得以用马克思主义论证中国当时海学研究的合法性，表面带有“马克思主义”的“护教”色彩，但言外之意，读者皆知。另，马尔库塞《海德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Heideggerian Marxism）一书面世经年，此书乃“名家眼中的名家”：作者已非等闲之辈，而所谈论的两位主题人物更均为盖世之大家。但笔者至今未见此书汉译本，至为遗憾。

关于“现象学”，国外常有“3H”之说，即：黑格尔，胡塞尔和海德格尔。三人姓氏的打头字幕均为“H”。熊伟先生为中国海学开创者，海德格尔研究不必多言；文选中又有《黑学在中国——寿真如先生》，可见其对黑格尔也不乏涉猎；但遍翻《熊伟文选》，发现作者绝少提到胡塞尔。当下国内学界也似乎研究胡塞尔的专研究胡塞尔，研究海德格尔的专研究海德格尔。比如中国文艺理论界可以大谈海德格尔，但绝不会碰胡塞尔。这里涉及的问题是阅读海德格尔，尤其是《是与时》之前的海德格尔时，胡塞尔著作的事前阅读作为阅读海德格尔之“基底”是否不可或缺的问题。在熊伟先生这里，似乎倒是可以如此。此外，说到在海德格尔本人阅读的基础上研究海德格尔，除胡塞尔外，又不能不读邓·司各脱、艾克哈特大师、马丁·路德等等，海德格尔教职论文是《邓·司各脱的范畴论和意义学说》，而国内学界的邓·司各脱研究却绝无繁荣景象（整个中世纪哲学研究也是学界需要奋力研习的领域——此领域是笔者近来多加关注的），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王路和王彤等译有邓·司各脱《第一原理》，其用意可能一在研究中世纪逻辑学，二在更好地进入海德格尔。所以，如熊伟先生谈海德格尔时绝口不谈胡塞尔，当下中国海学研究者在不知邓·司各脱、艾克哈特大师和马丁·路德的基础上也不是不能研读海德格尔，但对海德格尔本人阅读之背景资料的较为全面的掌握，总会提供一种更好的研究基础，这也是更专深地研究海德格尔学说所必须的。例如目前国内尼采研究业已蔚为大观，这是理解海德格尔的《尼采》一书所必须的。对海德格尔阅读范围内的其他作家的研究，亦当如是。

《文选》封面装潢不尽如人意，封面和封底所配图片基督教色彩浓厚，而熊伟先生生前对基督教几乎未置一辞，而其内在精神与基督教也毫无关涉。若此《文选》有朝一日再版的话，建议将封面中基督教图片删去，而代之以华夏思想之图，毕竟，“先生骨子里是个儒家”[4]，又“先生谈海德格尔，言必称老庄”[5]；“你问的是海德格尔的哲学，他讲的却是老庄的思想，陆九渊的心境，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生在世的作为。”[6]

 

最后结合《文选》字句略谈“何为哲学”或我当下如何理解“哲学”的问题：

熊伟先生弟子陈嘉映教授之“哲学三十年”中以海德格尔之学译始，而骤然转至分析哲学研究。而我一哲学学友亦以海德格尔始，之后哲学态度亦转向分析哲学，并建议本人不必在黑格尔、海德格尔尤其是德里达之类的“哲学家”身上劳神费力，因上述诸公之哲学均为“泛诗学意义上的是学（形而上学）”。又如王路教授业师周礼全先生对其建议：“至于形而上学这种比较‘玄’的东西，闲来把玩一下即可，不必当真”[7]。海德格尔和德里达，在国内文艺理论界的影响绝不亚于哲学界，甚至文艺理论专业有“开卷不读海德格，读遍诗书也惘然”之说；此外，美国的海德格尔研究者基本在德国文学专业和比较文学专业，如熊伟先生文中所介绍的：“在和这些院校喜欢研究海德格尔的人士接触的过程中，他们都明确地告诉我：美国的名牌重点大学都是由分析哲学占领哲学阵地，都不搞海德格尔这一类人的哲学。例如哈佛大学从来没有人参加这个会的活动，更不会主办海德格尔协会的年会。”[8]于是，对于因抒情诗歌传统（清华国学院刘东浙大讲座称中国无“史诗”乃是因为西方诗歌之叙事传统而中国诗歌乃抒情传统，实无必要以西人为圭臬而妄自菲薄！）自以为和海德格尔思想相契合的中国学人，无疑得思考奎因“从逻辑的观点看”的必要性。

然而，溯源“逻辑”，却又不能不说黑格尔《逻辑学》中展示的“形而上学”和“逻辑学”最初的“共属一体性”；海德格尔更有“（是—神—逻辑）学（Onto-Theo-logie）”的“装置”——“神”就是“Logos（逻各斯）”；而“神学”就是“逻各斯之学”，但这种形而上学或神学的“逻辑”和分析哲学的“逻辑”，有如日常所用的“哲学”（如“穆里尼奥的足球哲学”之类）和哲学专业的“哲学”，是根本不同的。

“哲学”作为“爱智之学”，一与科学相伴不离；二与逻辑学同根同源；三与基督教神学因缘难断。此三重关系方规定何为“哲学”。“科学”与“哲学”：同源共生。自古希腊始，哲学与科学彼此不弃，结伴共行，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作品多名为Peri Physeos，也即《论自然》，这种对外界的好奇（是什么），也即向外用力的态度在西学历史中一脉相承：自米利都学派对自然的朴素世界构图（水，气，无定），经由爱利亚学派克塞诺芬尼的Peri Physeos，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自然哲学》），牛顿《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黑格尔《自然哲学》，至石里克《自然哲学》，此“科学—哲学”西学渊源，可谓“吾道一以贯之”。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可被理解为牛顿力学体系（《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哲学构图；而马克思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差别》一则体现马克思自身早年对自然哲学的偏好，更是此“科学—哲学”的西学传统使然。甚至以“诗化哲学”为国人所津津乐道的海德格尔，其思执也不忘科学（《科学与沉思》）与技术（《技术的追问》）。事实上，海德格尔所提出的“哲学的终结和思的任务”也必须在此“科学—哲学”一体的意义上方才得以理解，此“哲学的终结”恰为“哲学之归本（Ereignis）”！

 “何为哲学”？“科学—神学—逻辑学”之“圣三一”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