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徒：上帝不是真理，而是先于任何真理。

——﹝德﹞库萨的尼古拉

 

（﹝德﹞库萨的尼古拉：《论隐秘的上帝》，李秋零译，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8页）

 

 

“依法治国”与“法治国（Rechtsstaat）”仅一字之差，却绝非一意。在这两者的精神根底处滋生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经院辩证法“对立统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之魔法于此头撞南墙。在“依法治国”的语词结构中主语隐没，隐没于其中的乃是“隐秘的上帝”。词组的主语——行动的主体——戏剧之主题，这三重意义集于英文单词subject一身，补足“依法治国”主语空缺后，“依法治国”的真意方才大白于天下：“X依法治国”才是“依法治国”之完满态！“X”——这大隐于市又无所不在同时被永远大写的“祂”——正是“依法治国”空缺之主语，正是“依法治国”行动之主体，正是“依法治国”戏剧之主题。“依法治国”中的“法”不过是“X”之“刀把子”——“枪杆子”之亲兄弟也！一如“只许X指挥枪，不许枪指挥X”，“政法机构”之为“刀把子”也是“听X指挥”之利器！而器者，工具也！作为“X”掌握之“器”的“刀把子”意味着：当“法”好用时“X”便用之，当“法”不好用时“X”则弃之：前者可谓“从重从快”；后者则云“暂不受理”。“依法治国”之宏伟蓝图，亦如《建国大业》、《建党伟业》等伟大戏剧：假戏真做，抑或，真戏假唱，真可谓：“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法治国”之主语则为“法”，“法”不是空缺的主语，不是“隐秘的上帝”。事实上，“法”既不能“隐秘”，以追求“法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震慑效果”；亦不是“法律信仰论”所鼓吹的“上帝”。人们信仰法律就如同人们向着自己签订的合同行跪拜礼一样可笑：当事人遵守合同之约定，公民遵守法律之规定，本出一辙，何必以“信仰”言之！“法律工具论”与“法律信仰论”绝非“非此即彼”之关系：法律之为规则，而规则为人所定，亦为人所用。“法律工具论”之要害处不在是“工具”与否，而在于是“谁”之“工具”！法者，天下之公器，而非“X”之私器。然而国朝乡野，或“政法委”，或“政法干部”，或“政法大学”，或“政法机构”，“政法”种种，一语道破天机：只许“政”指挥“法”，不许“法”指挥“政”。“政法”中“法”为“政”之私器，而“政”为“X”之私器。如“王法”中“法”为“王”之私器，而“法治国”之要义却在“王在法下”。退一步说，即便允许“法”指挥“政”，“法”亦不能、不愿指挥“政”，盖“指挥”之类军事术语本应依公民社会之“法意”而祛除之。法者，天下之公器，亦天下之公意，而非“X”之私意。公民依法行为即是亦以经其允诺之公意而行为。公民社会无需作为“刀把子”的“法”，因“刀”的作用是分离与疏远，带“刀”之“法”实为“刑”。而公民社会中的“法”是公民社会团结的制度纽带，在“法”之纽带下，各方利益方有共同实现之可能。公民社会团结之“法”即为“权利”，如此方符合德文Recht中“法律—权利”两意之一统。“政法”与“王法”皆非“法（Recht）”，实为窃国者以强力取得并以强力贯彻之强力意志。拿破仑自我加冕，窃国者自祝为圣，只是，我们不需要经院辩证法“对立统一（coincidentia oppositorum）”的教训，便早已懂得“圣人不死，大盗不止”（《庄子·胠箧篇》）的道理，“圣人”是这样，任何自祝为圣（“伟大光荣正确”）的“X”也一样。

 

 

2011年7月12日·之江月轮